过年期间，母亲来电话，说贵山又带着一堆东西来看他们了。
贵山兄在我调离农场后，这是第十几次春节去看我的父母。无论我是否回去，从不间断。
1984年我到农场中学任代课老师，结识了长我10岁的体育老师贵山，因为我是代课教员，自然有些不公平待遇，他总站出来替我说话，还常常带我去他家改善生活。我俩常在我宿舍里谈古论今，一聊到深夜，渐渐成了好朋友。
贵山兄很直率，是批评我最多最勤的人。他说我是歪嘴的骡子卖了个驴价钱，意思是我性格太直，不会通融不懂周旋，本来价钱不错，但因为嘴歪，所以得到的要少。几年后贵山做了副校长、书记、校长，直至农场教育科科长（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他为我的工作、创作、学习提供了许多方便。因为都姓刘，又是独子，贵山要认我做弟弟。那时他已算一方“诸候”，又是我的上级。我说，等我离开农场，就做你弟弟。六年后，我从农场调到黑龙江省农垦日报社，算是高升了，最舍不得的是贵山兄。
贵山做领导后，自然会得罪些人，我每次回农场探亲，总会有人说些几句抱怨的话。一段时间里，做教师的妹妹对贵山也颇有微词，。每到此，我总是坚定在站在贵山的一面。还有人说，他对你好是看出你日后有出息。我相信，18年前，谁都不会看到一个年轻人日后的模样。何况，一个画家、文化人，对于一位当官者何用之有？人还是应该相信世界上是有真正的友情。
十八年后，两人都变成了老刘，贵山在农场为我父母做了多少事，谁也没记下几件。在妹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贵山兄伸出了有力的大手帮助了她，让我这个做哥哥的都自愧不如。虽然我们职业不同，天南地北，但总有电话、书信联络。他的友谊感动了我许多朋友。我在报社的朋友，后来成为社长的佑臣为此专程拜访过他，最近孝勇兄闻之，也有想法去黑龙江农场去看他。每当我现在的朋友去看他，他总是极高兴的。十八年来，他为我付出很多，得到的却太少太少。我早就认识他的老父亲，但却从未专程看望过他。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啊！
人年龄大了，经的事多了，越觉得社会太复杂，对与人的交往便有了戒心，所谓人心隔肚皮呀。多少人酒后抱在一起称生死兄弟，但稍有些钱或小权力，立刻变脸。因此，“朋友”这两个字就变得既熟悉又陌生了。但与贵山兄天各一方十八年来，我们的友情反倒愈来愈深，愈来愈珍贵，这种超越时空与金钱、权利的友谊，让我引以为自豪。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对于友谊，此生不能说不会再有这样的情谊，交上这样的挚友，但这实在是极其奢侈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