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秘书监牛弘议论古代图书兴废，认为有五次盛厄，明代大学者胡应麟依此类推为十盛十厄，其中除秦始皇焚书为私人藏书的厄运外，其它都是指政府公藏的盛、厄变迁。
图书大厄之始——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进行治理。但是，秦朝野上下，还有一些儒生，极力主张复辟殷、周时期的分封制。他们借《诗》、《书》、百家语为论据，建议废郡县，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无疑，这是一个复古倒退，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不过，这些儒生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为秦王朝的长治久安设计。但是，丞相李斯却抓住儒生“是古非今”这一点大做文章，肆意把这场政治上的论战扩大为一场思想独裁运动。他指斥儒生们是各尊私学，诽谤朝政的不法之徒。并且给他们扣上了“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乱黔首”的大帽子，奏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全部送交地方官杂烧之；有敢聚谈《诗》、《书》者，斩首示众；以古非今者，灭族；令下三十日不烧，罚修长城四年。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这就是古代图书的第一次大厄运。
秦始皇焚书，割裂了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渊源，对古代图书、文献的保存，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由于先秦时期的图籍“扫地皆尽”，使“百家之传，至秦而绝”。后人治先秦史，往往因文献无征而难于入手。儒家六经遭火后，《乐经》从此绝灭，一些伪书趁隙而出，给学术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秦火一炬，不仅把自战国以来形成的百家争鸣、自由民主的学术空气扫荡一空，而且把自夏至秦两千年文化、思想的结晶焚毁殆尽。
秦始皇所焚，只限“非博士官所职”的私人藏书，秦政府藏书，是在项羽入关，火烧阿房宫时绝灭的。但这并不能减轻秦始皇的过衍，反而暴露了他垄断文化，推行愚民政策的险恶用心。
秦始皇焚书，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性膨胀，对中国藏书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自秦之后，历代焚书事件不绝。秦焚书的毒，流了近2000年。
两汉时期
刘邦消灭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公元前190年，汉惠帝刘盈解除秦禁，为图书事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到文景时期，“诗始萌芽”，很多过去被禁止的图书开始流通。
汉武帝即位后，在他的主持下，汉王朝发起了一场搜集图书的运动。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并且“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当时所搜集的图书，门类十分广泛。除儒学著作外，下及诸子藏书，都被采纳进政府公藏。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毁儒学之外的著作，在封建帝王中，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
汉武帝之后，昭、宣、元、成四帝，继续奉行以儒学为一尊的文治政策。汉成帝时，因图书亡佚过快，再一次遣陈农“求天下遗书”，进一步完善了政府典藏。
汉代目录学家刘歆总论西汉聚书盛况说：“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当时，政府机构中设有太常、太史、博士诸职，司掌典藏；宫庭内建有延阁、广内、秘室，为藏书之府。为了统一保管和检索这些图书，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令刘向领导校书工作，刘向校书19年后死去，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公藏目录——《七略》。同时，经刘向父子校写的新本，也被统一存放在汉王朝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中。
《七略》反映了西汉一代典籍之盛。它著录的图书分为6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我国古籍被秦火一炬，项羽再炬之后，经西汉上百年的搜集，又达到如此水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盛事。尤为重要的是，这样大规模地搜集、整理遗书，在封建社会中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对汉以后历代政府藏书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很快触发了汉末农民大起义。公元24年，赤眉军与更始军在长安互攻，汉宫室被焚，“礼、乐分崩，典文残落”。《文献通考》说：“王莽之乱，焚烧无遗。”西汉上百年的辛苦经营，在王莽改制引起的大动乱中，全被消灭。此为书厄之二。
东汉光武帝刘秀极为重视政府典藏的恢复。《后汉书》上说：“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遗。”在刘秀的感召下，王莽之乱时携带图书，隐匿林野的学者“莫不抱负典策，云会京师”。公元25年，刘秀迁都洛阳，“经牒秘书”装满了两千余辆车。其后，明、章诸帝继续征集遗书，汉藏书最盛时“书增三倍，以其数计之，当为六千余乘”。汉末，天下大乱。公元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行前纵兵大肆烧掠，“典策文章，竞共剖散”。乱兵把用绢帛抄写的图书拆开，大的粘连起来，用做车的帷幔和顶盖，小的制成口袋。运抵长安的图书，只有30余乘。公元195年，董卓部属李傕、郭汜屠长安，随后，又在城中混战，使“符策典籍，略无所遗”，政府藏书，毁于一旦。此为书厄之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
曹魏政权建立后，即着手搜集图书，政府典藏又渐丰富。公元280年，西晋统一全国后，公藏目录《中经新簿》著录的图书，多达29，945卷。但晋立国不久，先有延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继而于公元311年，刘聪率匈奴军攻破长安。经过这数十年大动乱的蹂躏，政府藏书“糜有孑遗”。后来，东晋著作郎李充以《中经新簿》检校政府藏书，已十去其九，见存者不过3，014卷。此为书厄之四。
这次图书大浩劫，对东晋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当时，因为缺少记载经世致用之学的图书做为精神食粮，士人们思想空虚，崇尚清谈，道德堕落，精神浮糜，致使朝庭上难得精通统治术的人才。终东晋一朝，偏安江南，不求上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东晋至陈，政治动荡，干戈不息。晋怀帝时，士人们大批逃往江南，从中原地区带去了一些图书。公元417年，刘裕消灭羌族人建立的后秦，攻占长安，流落在中原的图书又都归于南朝。公元421年，谢灵运造《四部目录》，著录图书64，582卷，但不过60年后，梁武帝萧衍攻灭南齐，“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梁代聚书，为南朝之冠。梁武帝嗜书信佛，他于宫内文德殿，列藏各类图书2，300卷，又在华林园中，存放佛教经典。“江左文献，于斯为极盛”。但梁代书厄之巨，也是史无前例的。
公元549年，侯景叛乱，兵逼宫城，烧“东宫图籍数百厨”。后来，梁元帝派大将王僧辩等平定叛乱，将幸存的文德殿藏书及公私典藏共7万余卷载运江陵。５年以后，西魏大将于谨、杨忠攻江陵。梁元帝见城将陷，“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14万卷”（包括文德殿藏书）。并振振有词地说：“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城破，魏军于余烬中收拾残遗，所得仅4，600卷。此为书厄之五。
梁元帝焚书，是对南朝图书的一次根本性大破坏，继梁而起的陈朝，也曾大力收集遗书，但所得十分有限。隋灭陈时得到的陈朝图书，大部分都是厄后新著，即为明证。
隋唐时期
公元581年，隋文帝灭周，接收周朝图书15，000卷，以梁代书目检校，只得其半。公元533年，秘书监牛弘上书，指出自春秋之后，图书已历五厄。如今承南北乱离，政府典藏，亟需扩充。隋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同年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此后“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公元588年隋灭陈，大将高熲接收陈朝图书。自此，分散的图书，开始向统一的王朝集中。隋炀帝即位后，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典藏，在继续征书的同时，增补学士官120人，专事修撰新书。这次修书，内容无所不包，“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乃至捕搏鹰狗，皆为新著，无不精洽”。共修成31种17，000卷。此外，隋炀帝又令人将政府藏书，各缮写50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轴，下品漆轴，分贮东都洛阳观文殿东、西两厢。又在殿后修建两座高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法家墨迹，西为宝迹台，藏名画。《唐书·艺文志》说，隋藏书最盛时，有37万卷，为封建社会中政府藏书的最高峰。以后，虽经秘书监柳 校定，除去重复，尚有77，000卷。
隋政府藏书，一厄于兵，一厄于水。隋末，天下大乱，隋炀帝于公元616年逃往江都。618年，隋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攻入宫中，37万卷图书，经兵火后“其目中并无一页传于后代”，此为书厄之六。
又据胡应麟考，江都之外，洛阳尚有8万副本。公元622年，李世民攻占洛阳，派人押运这些图书沿黄河西上，欲送归长安。结果“皆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隋炀帝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暴君。《北史》说他“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宏道之实。”至使37万卷图书，成了他暴虐政治的牺牲品。
唐代聚书，自高祖时即已开始。以后太宗、高宗，继续征集遗书。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政府典藏，达于极盛。公元719年，唐玄宗“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写定，“两都（即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以前图书53，915卷，唐学者自著书28，469卷，总8万余卷。可谓大观。
开元藏书，至安、史之乱，一朝倾复。史称“禄山之乱，两都复灭，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又说：“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此为书厄之七。
安、史乱后，唐政府极力重建政府典藏。唐代宗时，以千钱购书一卷，并设立拾遗使到江南寻访图书。唐文宗时，“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到公元836年，聚书又达56，476卷。但不过4年后，黄巢领导的农民军攻破长安，兵火之中，“内库烧为锦绣灰”。此次聚书，又成虚话。不过，据史书所载，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闾里晏然”。因此，足证唐宫室并非义军所焚，而是唐溃兵所为。此为书厄之八。
两宋时期
唐代之前，是我国书籍制度中的写本书时期，即主要以抄写的形式来传布流通图书。经过历代书厄，写本书亡佚甚巨，自不待言。唐代之后，雕版印刷逐渐取代抄写，成为图书出版的主要形式。但五代时期，战事频繁，图书随刻随亡。因此，公元960年北宋建国后，从周朝继承的图书，不过12，000卷。其后，宋太祖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接收了南、北各个割据政权的藏书，政府典藏，才又开始有了一些起色。
宋王朝对于民间图书的征集，也很重视。公元966年，宋太祖下诏征募遗书。以后，北宋每一个皇帝，都倾全力搜集图书。凡献书者，不仅能得到优厚的赏赐，而且有可能被授以官职。因此，当时民间献书十分踊跃，政府藏书增长极为迅速。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截止至宋真宗时期，政府藏书3，327部，39，142卷，宋仁宗、英宗时期，补进1，472部，8，446卷，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时期，补进1，906部，26，289卷。总历朝所得，共6，705部，73，877卷。可称一时之盛。但若与隋、唐盛时相比，则所差尚远。由此可见图书损之虽易而聚之颇难。
北宋末年，金朝入侵，图书遭到的厄运，比前朝更为惨烈。公元1126年，金陷汴京，“即取秘书录”。次年，金朝扣压宋钦宗为人质，索取北宋全部藏书及印版。两个月后，宋援军云集京师，金军仓皇北还，“秘阁图书，狼籍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此为书厄之九。
宋高宗建立南宋后，命令秘书省负责重建政府典藏，并“屡下搜访之诏”，给献书者定下优厚的赏格，“自是多来献者”。公元1177年，秘书少监陈騤编制《四库书目》，著录图书42，817卷，到宋宁宗时续做书目，补进14，943卷，从数量上看，与北宋藏书已相去不远。但据宋代学者洪迈考，宋太宗时辑成的大类书《太平御览》，引书1，690种，至此已十亡七、八。可见南宋藏书，多为新著。南宋末年，与元军攻战频繁。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随后，又追逐宋端宗、宋卫王于南海。战乱中，南宋图书尽皆遗散。此为书厄之十。
封建社会末期图书之大厄——乾隆焚书
明代之后，图书大厄，无过于乾隆焚书。
乾隆即位时，清朝的统治已历100多年，汉民族的武装反抗基本上被消灭。但是，乾隆认为，要想长治久安，还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大清洗，把不利于清朝“文治”政策的文化典籍全部消灭掉。因此，可以说这次焚书是对各民族武装镇压的继续。
乾隆焚书，是由大规模征集图书发展而来的。公元1772年，乾隆下征书上谕，表示要将所有民间藏书，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次年，复下诏催督。到1774年，各省运抵京城的图书已达万余种。这时，乾隆撕去伪装，明目张胆地下达了禁书令，表示要将有违碍字句的图书“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并告谕满汉官员，见到诋毁本朝的图书，应“共知切齿”，对搜集到的图书，要“细加核查”。
那么，究竟那些图书属于“核查”的范围呢？下面，试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种是具有民族思想的图书。中国自西汉以来，就形成“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传统思想。认为皇帝总要由汉人来做，满族人统治中国，总不那么“正统”。何况，清入关之前，世居东北建州地，受明封爵上百年，因此，它取代明朝，也总使汉族人觉得有些犯上。乾隆要争得正统地位，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汉人心目中的“华、夷之分”。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凡是记录清曾为明藩卫的图书都被焚毁或抽毁。如吕留良、屈大均、戴名世等人，或为抗清志士，或为进步学者，他们的著作都被焚毁。刘宗周、黄道周、王允成等明代忠臣的奏议文章，将其中伤触清朝的文字抽毁。后来，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宋人记辽、金、元，明人记元的著作。据近人统计，由于歌咏岳飞抗金而被抽毁的著作，就有20种以上。
另一种是明降臣著作。乾隆以为明降臣都是反复无常的“贰臣”，认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如明降臣钱谦益的著作，就是属于重点查禁的。
还有所谓“临文不讳”的书。清学者王锡侯撰《字贯》一书，列有清初诸帝姓名，该书遂被禁毁。
其他被焚的书，还有多种。
乾隆自公元1774年下令焚书，此后近20年，一再下诏催督。公元1778年，限令两年清查完毕，将违禁图书“尽数解京销毁”，但二年后并未解禁， 1788年，仍令各省“悉心查察”，“毋使片纸只字留存”。公元1780年，下令检查地方戏曲剧本，直至1789年，仍命详查一些书是否焚毁干净。由此可见乾隆焚书的决心和焚书的规模。
乾隆焚书，对我国文化典籍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仅据近人不完全的统计，被禁毁的图书就有3，000多种，6、7万部以上。但是，焚书并不能禁止先进思想的传播，乾隆焚书不足百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
上文择要介绍了我国古代图书的盛、厄变迁。胡应麟说：“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小小哉！”这个评论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