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据报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以我国台湾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再次影印这部传世古籍中卷帙最为浩繁的鸿篇巨制，并将此举自诩为出版事业的一大盛事而广为宣传，这事十分令人不解。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部古籍应否刊印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应该如何认识、分析、发掘历史文化遗产，出版发行部门如何解决出书与看书学习，科研生产的供需平衡；收藏机构怎样利用相对有限的经费，解决藏与用矛盾的大问题。况且，据我们了解，在此之前，内地已从台湾省购进该书200多套，另有100多套缩微品，为此已耗资3，000多万元。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每套估价５万元，截至目前为止已征订出700多套，又需耗资近4，000万元以上，如此巨大的重复浪费，实在令闻者惊心。我们忝为书史研究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认为有责任就此事摆明我们的观点，并以此文就教于所有关心此问题的同志。
一、《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四库全书》当不当印，关键问题在于它是否有再次影印的价值。
我们认为，纂修此书时正值清高宗乾隆“盛世”，如果真的象乾隆自己所宣扬的“稽古右文”，“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它本来是可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征订广告）的。但由于编辑此书所带有的明显的政治目的，反而使编纂此书的过程成为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
其一，《四库全书》是推进封建教化，实现思想，文化独裁的官定教科书。乾隆自我标榜说：“余蒐集《四库》之书，非徒博古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乾隆《东华录》卷三十七《文渊阁记》）不言而喻，这样一部为封建社会培养忠臣孝子的大书，至少在阅读学习、普及文化上，是不宜加以提倡和推荐的。
其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激起了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因此，借修书为契机，对蕴含民主、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大清剿，以保证政治上的极权统治，才是纂修《四库》的根本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始终采取了“寓禁于征”的反动政策，亦即假编书之名，诱骗藏书家献书，以肆行其毁书、焚书、改书之实。仅至乾隆四十六年，浙江一省即已呈缴应禁图书538种，13，862部。若以此推及全国，可谓一叶知秋了。
实际上，乾隆到底毁了多少书，后人已经永远无法搞清楚了，而清人姚觐元辑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禁书总目》等），可以说是乾隆藉修《四库》摧毁中华传统文化的铁证。近人陈乃乾所记，禁书具体种数已近3，000，册数高达70～100万，还是一个很不完备的数字。又郭伯恭的统计，认为当时销毁的图书，至少在10万部左右。《四库全书》在文献保存上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基于编书的政治目的和乾隆与四库馆臣个人的好恶，幸免禁毁的图书也并非悉收并载。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编辑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收书3万余种，逾《四库》所收书近十倍，又怎么能把收书仅3000余种的《四库》说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汇”呢？
实际上，明了《四库全书》在文献保存上的价值，该书的学术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了。但鉴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这部大书的最重要理由就是：此书“阅读研究，无不适宜，实用价值极高”。不少单位不惜花费数万巨款，予以订购，亦源于此，故不得不就这点再多说几句了。
其一，谈《四库》的价值，不应忘记其成书的时代。简而言之，正当乾隆焚书、毁书，以推行其文化专制主义之时，欧洲则正是文艺复兴蓬勃发展，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一对比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而近代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著述，绝大多数都是在清季末年“西学东渐”之风中传入中国的，至于后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则距乾隆时期更远了。《四库全书》由于其固有的时代、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在阅读学习上的价值是有限的。
其二，《四库》在编辑过程中，对有“违碍”、“悖谬”字句的图书并非全加禁毁。而是在保留对清统治者有利的内容这一前提下，对违谬字句妄加抽毁、窜改，致使一大批古书失其原貌，若学术研究以之为本，岂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我常觉得影印《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徒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应许。”（《四部正伪》）
其三，《四库全书》在抄写过程中，由于封建官吏、承办大员粗率马虎，不负责任，错误之处比比皆是。乾隆就曾指斥该书“草率讹谬，比比皆是”，“错误之处，累牍连篇，不可枚举”。乾隆十七年，纪昀重校文津阁《四库》，仅在经部就查出空白和错误一千多处。这些足以说明《四库全书》的质量如何了。这样一部书作为学术研究之本，无疑是很不可靠的。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做顾颉刚先生在三十年代就指出的“极蠢笨的举动”呢？
二、《四库全书》影印问题的历史回顾
影印《四库》之议，并非肇自今日。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屡见提及。民国十四年，北京财政部印刷局曾拟将该书缩印300部，三年后，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复倡其议，但皆因工费浩繁，战争频仍，国家离乱而未果。与此同时，《四库》当不当印，在学界也很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派坚决反对，著名学者洪业先生就指出：《四库》除300余种孤本外，“其余3,000余种，大都徒具充栋之壮观而已，毋需多费纸墨焉”（《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序）。一派主张选印，实际上也是认为全部影印没有必要。
当时反对影印《四库全书》的另一条依据是，尽管《四库》选书时广择善本，但时逾百年之后，发现不少本子超过库本，至有库本缺帙而他本可补足者。故不少学者认为，言《四库》所收均善本、足本当印者，亦不免失之偏颇。
除上述所言外，即使主张影印的一派也认为库本讹误太多，学习、研究皆不足以为据，从而建议应用别本校勘，并写出校记。当民国二十二年教育部最终折中诸说，决定选印库本中的罕见古籍后，蔡元培、袁同礼先生即提出：“凡有旧刻或旧钞足本，胜于库本可代替者，允宜采用原帙，以存古书面目”。董康、傅增湘、叶恭绰等25位学者也联名建议“四库书有他本可替代者，采用他本”。兹后，经过对《四库》反复斟酌舍取，编定《四库全书珍本目录》，选书２３１种，由商务印书馆将这些未刊本付梓，于1935年7月出齐，自此之后，《四库全书》中的古籍几乎全部都有印本传世，既有早于《四库》的宋、元、明本；又有晚于《四库》的注疏、校勘本。这些本子才是既适合专家研究，也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
总括上文，我们当然不是说《四库》全无价值。《四库》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尽管是钦定的，但毕竟收入了3,000多种古籍，如果从保留了300余种罕见传世的珍本、孤本来说，甚至也可以说厥功伟甚，也就是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才认为，那些认为《四库》不当印的学者是明智的，主张选印孤本者是高明的，认为影印应择传世足本、善本取代《四库》亡残伪误之书者，见解也是中肯的。但到今天，由于《四库》中书已大多有单行本问世，各大图书馆藏均可满足学习研究之需要，则无论全印、选印, 皆为不宜。
三、影印《四库》的经济效益分析
影印《四库》之议，之所以在历史上屡次提出均未果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费浩繁，付梓不易。民国十四年北京财政部预计10年印成300部，仅工、料即需646．5万元，若改5年印成，则尚须加倍。前车之鉴，后车可履，今天再议影印《四库》，经济上的考虑仍然是一个值得详加论证的问题。
前已述及，《四库》是我国规模最巨的一部丛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461种，79，309卷。据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对文津阁本逐页查对，有2，290，916页，分装36，275册，原书一部即需占用103架容积。专为庋藏此书，乾隆曾下令建立了七座宫殿式的藏书楼，世称七阁。现在就是缩小影印，也需不小的空间。正因为《四库》规模宏大，所以在纸张、经费、书库面积都较紧张的情况下，更应慎重从事。
作为文物保存而言，众所周知，四库七阁中的文源、文汇、文宗已付劫灰，但尚存文津、文朔、文澜以及原藏北京故宫现存台湾省的文渊阁本，已经足够了。
从目前对《四库》全书的收藏情况看，《四库》之不当再印更是昭昭在人耳目。既然台湾商务影印的《四库》，在大陆发行230多套，另有100套缩微品，平均每省市10套。甚至有相距不到数百米的三个单位就各订一套。有些边远省份两个院校只有一墙之隔，也各购一套。还有的一所学校就购进两套。而仅购进一套就需12-18万元人民币。即使退一步说，真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所言，该书于阅读研究无不适宜的话，根据资源共享的图书资料利用原则，这也已经是令人无法容忍的重复采购和巨大浪费了。
综括上文，《四库全书》之不足印应该说已然明了。但据《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2日的一篇《从〈二十五史〉的畅销谈起》访问记得知，《四库全书》已经开印了。古人云：“亡羊补牢，尤未为晚”，畅销和需要绝不能划一个绝对的等号。开头错了，也不见得要一错到底。因此我们建议：马上停机，以避免更大的浪费！中央再三强调，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提倡艰苦奋斗，要搞“双增双节”，要压缩空气，缩短基本战线，不该上的工程，即使已经开工，也应立即下马！这无疑也适合文化战线的图书出版事业。印刷出版最忌讳的就是重复撞车，我们再不能干那种不从实际出发，头脑发热，花钱买教训的蠢事了。同时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领导采取措施，尽快制止这种只顾小集团的经济利益，不顾社会效益的错误做法。
（此文与肖东发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