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卷帙最为浩繁，辑录最为广博的大类书，也被举世共誉为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但是，这份人类文化遗产中绝无仅有的瑰宝，由于封建官吏的盗卖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焚掠，在不到600年的短短时间里，就屡遭厄难，所剩无几了。今就《大典》的成书、收藏、价值、散佚等问题，采集前人，折衷诸说，参以己见，草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大典》成书的前前后后
类书之作，始自魏文帝曹丕敕修的《皇览》。此后，不少帝王喜其便于寻检，纷起效法。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都是敕修的一代巨制。但是，这些类书和《大典》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采辑范围上都相去甚远。因此，《大典》的修撰，不仅是对纂修类书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也因为产生它的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存在着远较前代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
众所周知，《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永乐年间，但实际上，它的蓝图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就已经勾画出来了。朱元璋虽然是一个“自马上得天下”的封建帝王，但他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指导编撰了《公子书》、《历代驸马录》、《永鉴录》等小册子，还在定都金陵的第二年（公元1369年）即诏儒臣梁寅等撰修了长达53卷的《集礼》这样一部集礼书之大成的著述。由此可见，明王朝自立国伊始，就极为重视图书的修撰整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书庶吉士解缙在1388年（洪武21年）上书朱元璋，提出编一部“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的大类书，做为“太平制作之一端。”这个建议迎合了朱元璋“文治”政策的需要，因而很受他的赞赏。但终因当时立国未久，许多条件尚未成熟而被搁置起来。
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即建文帝，次年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变”， 1402年，燕军攻占南京。第二年，朱棣称帝，迁都北京，改元永乐。
“靖难之变”和《大典》的编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朱棣以武力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在主张父位子袭的程朱理学盛行的当时，很有一些朝臣和知识分子认为是倒行逆施，犯上作乱。朱棣对这些不归附者采取了恩威并用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对拒不从命者大开杀戒，据《明史记事本末·壬午殉难》条载，当时被族诛的臣吏70余人，从夷三族到夷十族，即如一代儒宗的方孝孺也不能幸免。这很能说明反抗的激烈和镇压的残酷。由此他也认识到，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他又以提倡文教、振兴学术加以怀柔。编撰群书就是这一政策的继续。这种作法可以把大批知识分子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埋头于断简陈编之中，使他们钳口不敢言，也无暇多问政事。同时，又可以转移舆论，减少人们对“靖难”的注意。因此，明成祖即位不久，即敕修《大典》，其后，又命胡广等儒臣撰《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等鸿篇巨制。用编书来笼络、控制知识分子，固然并非朱棣的发明，但他运用起这一套来，却是非常纯熟的。
不过，在强调“靖难”和《大典》之间的密切关系时，我们也反对那种把《大典》的编修，仅仅归结于“靖难”的观点。如前所述，编修类书的计划，早在洪武21年就作为国家“文治”的大政之一提了出来。因此，不管有无“靖难”，这个计划迟早都会付诸实施的。由此可见，《大典》的编修，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据《明史·成祖本纪》上说，朱棣是一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封建帝王。他即位后，“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幅陨之广，远迈汉、唐”。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还要把自己的“文治”也推到“远迈汉，唐”的高峰。因此，用一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一统之制作”来标榜“大混一之时”的盛世，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实际上，这和解缙所说的“太平制作之一端”，完全是一个意思。可见，《大典》的编修不仅是永乐初年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明王朝立国以来“文治”政策发展的结果。
此外，《大典》的编修，又是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明王朝取代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复兴在元代不甚发达的文教事业。通过《大典》这样一部博采古今的大类书，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工技、农艺等杂家之言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总结，和征集图书，广开学校等政策一样，都是这一任务的组成部分。《大典》之所以能修辑成一部真正的“奥典”，和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这和清高宗修《四库全书》时采取的“寓禁于征”的政策，确实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不过，在这里我们也要强调指出，《大典》也绝非象某些文章称誉的那样将所有载籍悉收并载。据《东林列传》所载，永乐初年，饶州儒士朱季友进呈了一部“专诋周、程、张、朱之学”的图书，结果，不仅人被杖谴，书也被焚毁。又据《宾退录》上说，朱棣也曾命令解缙等清理建文朝的奏议文章，将“有关农、桑、礼、乐者，存之；其有干犯‘靖难’事者，焚之。”可见，对上述这类图籍，《大典》也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摈弃。因此，称它为“奥典”毕竟只是相对而言。
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到永乐初年，编修《大典》所必备的文化、经济条件也已成熟。第一、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明军攻占元都后，将元朝政府典藏全部运往南京。元朝先后得到宋、辽、金三代在北京的藏书，故数量极多。同时，明太祖、明成祖两朝，还曾多次诏求民间藏书。因此，明立国不久，就建立起了极为宏富的政府藏书，这在中国藏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后来，《大典》的纂辑工作，就是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文渊阁中进行的，所有这些藏书，都成为《大典》辑录的底本。此外，唐、宋两代，学术发达，版刻渐兴，公、私撰著增长极快，这些著作，也都被《大典》所汇录。所有这些，必然使它在规模上远逾前代；第二、朱元璋和朱棣都极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时各级学校遍设国中，国子监生数以千计，这些也为《大典》的编修创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坚实的人才基础；第三、朱棣即位后，兴修水利、广开漕运，奖励农桑，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为编制《大典》这样工费浩繁的大类书，提供了可靠的的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在明成祖统治时期，编修《大典》所需的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因此，朱棣于1403年（永乐元年）7月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正式下达了修书的敕命。
解缙受命后，汇集学者百余人，仿照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钱讽的《回溪史韵》二书体例，历时17个月，将书编成进呈，赐名“文献大成”。显然，在这样短时间内急就成章，绝不可能是名副其实的“文献大成”，更重要的是，它也不能满足朱棣敕修这部大书的政治目的。因此，于1405年诏令重修。
重辑之前，朱棣为了切实贯彻自己的“圣意”，把修纂机构和编制规划，都扩大到了不仅《文献大成》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即是古今所有修撰活动，都不能与其比拟的程度。据《皇明泳化类编》记载，重辑“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为总裁，学士王景等28人为副总裁，“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缮写三千人”。编纂时首先采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同时又派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共集中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各类图书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将所辑图书，一字不易，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1408年（永乐六年）冬，书成进呈，总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以卷数而论，比存世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尚多出近13，000卷。
书成之后，仍题《文献大成》，由朱棣更赐名《永乐大典》，并自制序说：“朕嗣承洪基，缅想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乃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讫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名之曰：《永乐大典》。”这样一经反复，六历寒暑，这部大类书总算问世了。
二、《大典》的收藏及流通
《大典》是在南京修成的。书成后，珍藏于南京文渊阁。1421年朱棣迁都，《大典》也随之北移，贮藏于文楼。公元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宫内失火，殃及文楼。《大典》经明世宗亲自督责抢救，“夜中传谕三、四次，遂不毁”。尔后，世宗为备不虞，于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108人摹抄副本一部。当时规定每人日抄三页，前后历时五年，完成时已是穆宗隆庆元年了（公元1567年）。至此，《大典》遂有正副两部，分贮于文渊阁和皇史宬。
《大典》成书后，即束之高阁。据《野获编·补遗》说：“（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那个将天下闹得“家家皆尽”的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日一、二帙在焉”。这就是这部大类书在明代所起过的“作用”！
到清朝雍正年间，《大典》副本被移置东交民巷翰林院（时正本已毁，详见第四节），它的闭塞状态才稍有变化。清代学者全祖望在《钞永乐大典记》中，说他“每日读《大典》20卷，至漏下三下而寝”。然而，他也指出“《大典》移藏翰林院，然终无过问之者”，说明它的读者仍然十分有限。不过，《大典》被移存翰林院，毕竟增加了学者们使用的可能，较之深锁内庭，鼠啮尘封，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后来，直到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才将《大典》交付四库馆臣做校勘辑佚之用，在封建社会里，这就是《大典》流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了。
《大典》成书后，也颇有些有识之士，建议将其镂版行世，以广流通，但都未能付诸实施。《四库全书总目》说，《大典》修成以后，“并命复写一部，锓诸梓……后以工费浩繁而罢”。可见，《大典》初成，即有刊行之意。至公元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南祭酒陆可教上书，提出可以“不烦工费，坐致成书”。办法是“各巡按出差之时，分携一、二十册，如式刊行，工完之后，亦具正副”，这应该说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终于“议允未行”。值得一提的是《大典》中的日食部分，据说曾在崇祯初年刻过。清钱天树跋《永乐大典书目》中说：“崇祯二年已巳五月朔，因日食时刻不验，侍郎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用西洋测法，命只刻日食一类……。”这可能是《大典》在明代唯一的刻本了，不过，这个本子在清代诸书目中绝不可见，可见其亡佚甚早。至于全书，则从未刻印过。
总之，在封建社会里，这部“搜罗尽天下之书，纂校尽廷臣之力”的“奥典”，一直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他们炫耀“文治”，御而不用的装饰品。他们绝不会把它付诸流通，更不用说通过刊刻与天下共有了。正是这种“藏而不流”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了《大典》流通、收藏（包括后面论及的散佚）史上的大悲剧。
三、《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
前面已经说过，《大典》的编排系按《洪武正韵》的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但在具体编排时，由于定韵标准不一，选择不精，为检索增加了不少困难，招致后人不少訾议。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远过于它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
那么，《大典》究竟保存了多少佚文秘籍呢？从知识门类上讲，则“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括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杂家之言，真可谓包罗万象；从辑录范围上讲，则“上自古初，迄于当世……包括宇宙之广大，统汇古今之异用”都被网罗无遗；以数字而言，则辑录图书七、八千种，将明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但是，文渊阁所藏图书，到万历间重修书目时，就已“十不存一”，清康熙时徐健庵修一统志时，更已“寥寥无几”。因此，《大典》就成了保存这些佚书的独一无二的宝库。
《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巨大价值，在修《四库全书》时充分体现出来。当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大典》内辑录佚书，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尽管如此，袁同礼先生还批评说：“宋元以来所亡之书，虽赖得传，然当时编校者，遗漏之处尚多。”从后人仍时有辑出的情况看，袁先生的这个批评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从《大典》辑出的佚书，不仅种数甚多，而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如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诸帝各朝实录，史料价值极高。所以“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但元、明以后，传本湮没，幸赖邵晋涵等从《大典》录出原文，仍按原书卷数，勒成一编，才使二十四史无有缺遗。再如《宋会要辑稿》，是宋代几种会要的辑佚本。宋代很重视编撰会要，前后共十余次，但多未刊行。元灭南宋后，稿本北运，成为修《宋史》各志的依据。《大典》将明初残存的《宋会要》所载史事，分隶各韵，后由清嘉庆间全唐文提调总纂官徐松辑出，总366卷。其中所存史料，见于《宋史》各志的不过十之一、二，遂使《辑稿》成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其他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观汉记》，《大元海运记》，《农桑辑要》，《水经注》，《永徽法经》，《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也都或由《大典》辑出，或经《大典》校补。《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了。
如果把《大典》与《四库全书》略加比较，更可以看出《大典》的宝贵。虽然两者都号称“悉载”历代典籍，但《大典》的收录范围显然更为广泛。仅以“戏文”为例，《全书》以为有乖雅正，全部摒弃，《大典》则收罗甚广，仅卷13965—13991就收有戏文33种，卷20737——20757又收杂剧90种（赵万里先生所作《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列有上述作品篇名，可资参阅）。其它如农学、科技、手工业、民俗文学、释藏道经等等，在四库馆臣的眼中，也都是不值一顾的。乾隆曾指摘《大典》“滥引缁流，逞其猥琐之识，雅俗并陈……无当于古柱下史藏书之意。”其实，这正是《大典》的优点，而《全书》在这方面却颇让人觉得“卫道气”太浓。正因为有了《大典》，我国的一些“杂家”之言才得以保存。
例如，“匠”字韵收入了元初薛景石撰写的《梓人遗制》，就是一部记载各种车子和机子（小布卧机子、罗机子、立机子等）的机械专业书。并附有详图和说明。原书已失传，现存的《大典》只保存了一半，但仍不失为研究我国机械史、手工业史的重要资料。再如“种”字韵收录的宋人吴攒著的《种艺必用》和元代张福著的《种艺必用补遗》，是两部有关农艺和园艺的专门著作，对今天研究农林种植方法，改进生产技术仍有借鉴作用。
《大典》内辑录的久无传本的文学作品，更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其中如宋代李希声、徐师川等人的诗歌以及宋元许多诗人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人所未闻的。再如南宋浙江一带民间流传的南戏，大都亡佚，流传下来的也不过《琵琶记》、《杀狗记》、《拜月记》、《荆钗记》等屈指可数的几都，而残存的《大典》中就辑出《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这正如法式善所说：“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焉。”至如隋、唐时的著作，虽然相对较少，但如白居易、柳宗元、杜牧、韩愈等大文豪的作品，如果以《大典》检校，也“各有增益，多者数十，少者亦五、六”，至于那些不见经传的人物，更是“盖往往而有也”。这些作品的发现，无疑给我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以上这样的例子，在《大典》内俯拾皆是，若《大典》全帙尚存，其价值将是难以笔述的。全祖望称誉《大典》“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则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谓非宇宙间之鸿宝也”。这个评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四、《大典》的散佚
清初，《大典》正本就已不存。它究竟佚于何时，至今仍是《大典》收藏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在《韵石斋笔谈》、《钞永乐大典记》等史著中，都有文渊阁被焚于明亡之际的记载。据此而言，《大典》正本很可能就是在这时被焚毁的。又据笔者考，在这次火灾之前，并无《大典》正本被移储它处的记载，这也可以证明上述论断。
《大典》副本在明、清两代也屡遭厄运，以致最后散佚甚巨。促成它散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即封建官吏的窃取，英法联军的盗购，八国联军的焚掠。这些，我们将在下文详述之。
《大典》在录成之初，即定有严格的典守制度。如明代就规定“校书官并写书者，俱每日早于阁中领书，至晚交书。”但这并不能防止封建官吏打它的主意。汪康年《雅言录》说：“（《大典》）明时已多散失，小说载杨升庵为偷书官儿是也。”这个杨升庵，就是那位曾任翰林编修，以博极群书名闻正德（明武宗年号）、嘉靖两朝的散曲作家杨慎。此人是否真系“偷书官”，因正史不载，已无从详考。但这个记载至少说明在《大典》录成之初，即由于贪官污吏的监守自盗而开始了它的流散过程。清修《四库全书》时，《大典》已佚去近2，000册，其中被明代官吏窃走的必不在少数。
《大典》在清代移藏翰林院后，接触它的人多了，但也增加了它被盗出的机会。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清高宗就曾有谕旨查询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蒋廷锡等人家中是否私匿《大典》。次年，又发生了纂修黄寿龄遗失《大典》六册的事件，这说明那些道貌岸然的四库馆臣先生们，手脚也不是很干净的。其后，在嘉庆、道光、光绪年间，也都有《大典》被窃出的记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梁上君子”的“窃术”也越来越高明，《苌楚斋随笔》记录他们的盗书之法是“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出也。”这确实如刘声木所说，是“极巧妙刻毒”的偷书法。而大量《大典》就这样由“中秘之藏”，变为私家之储了。《书林清话》上说，仅那位曾赞助光绪亲政，官授翰林侍读的文廷式，家中就藏有《大典》百余册。文廷式死后，这些书又被其后人售出。这样几经辗转，这百余册《大典》自然也就杳如黄鹤，无从寻觅了。用者寥寥，盗售有术。确实是封建社会政府藏书的一大流弊。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典》的散佚，也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散佚范围由只限于国内演变到流向国外；第二、封建官僚不再是“独家经营”，而是和帝国主义强盗勾结起来，成为他们盗购的帮凶；第三、由偷偷模摸地窃取发展为赤裸棵地武装焚掠与劫夺。
1859—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大典》遭厄于外患的第一个大事件，也是《大典》自国内流向海外的转折点。王颂蔚送黄公度《随使英法诗·注》说：“《大典》今存翰林院者……闻英人购去储博物馆。”诗中并有“顷闻伦敦城，稿尚盈两屋”的慨叹。可见，当时《大典》亡去不少，1860年之后，利欲熏心的封建官吏们更加厚颜无耻地投到洋大人膝下。他们偷到《大典》后，往往“密迩各使馆”，以十两银子一册售给他们的洋主子。为了十两银子的蝇头微利，就去丧心病狂地盗卖国宝，可以说这些封建官吏，已经蜕变成彻头彻尾的汉奸了。
经过这样丧心病狂地盗卖，《大典）亡佚的速度极快。据缪荃孙的调查，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重修翰林院时，《大典》已从乾隆时的9，000余册降到不及5，000册，仅一年后，就又被盗出近2，000册，仅存3，000余册，及至1893年（光绪19年）则又有2，400册不翼而飞，只有600余册了。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最后这600册《大典》，又惨遭厄运。其中大部分被焚毁、破坏了，另有一部分被抢劫而去，剩下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据柴萼《庚辛记事》上说，在战火中，翰林院被焚，《大典》“片片做蝴蝶飞”。又据雷震《新燕语·斯文扫地》条载，当时“四库藏书散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之厚二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阅之则《永乐大典》也。”请看，这些披着文明外衣的强盗，就是用这样的行径来践踏人类文明的。乱后，《大典》继续散出，《庚辛记事》上说，当时崇文门、琉璃厂一带古董店、旧货摊“收买此类书物，不知凡几，萃文书坊买《大典》8巨册，只京钱一吊而已。”在这场浩劫中，《大典》共损失307册。而到宣统元年（公元1908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则只有64册了，仅占原书册数的千分之五点七。
《大典》的亡佚，使数以千计的古代典籍从此湮没了，现在存世的古籍，也永远失去了一个最全面，最可靠的校勘、辑补的工具。这个损失，是无论怎样说都不过分的。同时，更应强调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不过是帝国主义摧残我们先人文化的罪行之一而已。或许也可以说，这就是那个时代文化事业的一个缩影吧！
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对《大典》的搜集、整理、利用极为重视。解放初期，北京图书馆仅藏有《大典》原本110册，到1959年就增长到215册。同年，中华书局将北京图书馆所藏原本和复制本，以及向国内外私人借印的6卷，合共730卷影印出版。虽然这个数字仅占原书卷数的百分之三，但与1908年京师图书馆所储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最近，中华书局又拟将近年征集到的60卷，连同1959年影印的730卷，目录60卷，缩印成10巨册出版，自此，《大典》所余部分当可流传不虞，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这也可以说是《大典》收藏、流通史上不幸中之大幸了吧！
主要参考文献
赵万里：谈谈《永乐大典》 《光明日报》1959年3月7日
郭沫若：《永乐大典》序 《光明日报》1959年9月8日
胡道静：《种艺必用》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 《文物》1962
年第1期
王重民：《永乐大典》的编纂及价值 《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2期
耿实柯：解缙与《永乐大典》 《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