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如果从远古时代说起，那么，在华夏大地上，我们的祖先生息繁衍，已经历了几十万年。在这样久远的岁月中，他们曾留下了无数文化遗物，标志着每一个时期他们在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中艰难的历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然而，在过去那种时代里，数不清的天灾、战祸，统治者的蹂躏和人们的无知，使不知多少珍贵文物在烽烟和尘埃之中湮灭。到了上个世纪中期，尚存的历史文物比之我们祖先曾经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已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多少宫殿庙宇早经焚毁，多少陵墓早被盗掘，多少典籍早已亡佚，多少器物早已失传。近代文明的启蒙，开始使人们懂得了这些文物除了历来供统治者和鉴赏家品玩的价值之外，还有其巨大的科学和教育意义。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侯，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无数祖国的文化珍宝都在侵略者铁蹄的践踏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陆续劫夺到国外。100多年来，祖国多少名园胜迹被侵略军焚为一片废墟，多少千年壁画雕刻被剥离斫毁，多少名画手迹善本典籍被盗运出境，国外多少以文明的守护者自诩的著名博物馆、图书馆夸耀着他们占有多少这种直接和间接的掠夺品，而祖国历代文物却因此长期流失海外，沦落异邦。这不仅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段空前的浩劫和耻辱，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悲惨命运的一个写照。
这类使人读了要为之扼腕的纪录，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在本文短短的篇幅里，只能举出几个典型的实例而已。
英法联军焚掠“三山五园”
清朝自康熙年间开始，就在北京西北郊大兴土木，营建御园。“三山五园”即指座落于这一带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
这几座园林不仅是遐迩闻名的建筑杰作，也是清皇室收藏的历代珍贵文物的荟萃之地。可是，这到1860年已经由清王朝辛苦经营了150年的一代名园，却在短短的几昼夜里，被英法殖民主义强盗焚掠一空，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英法联军在屡胜清军后，企图活捉清咸丰帝，遂直扑圆明园。而那位曾经信誓旦旦地宣称“绝无北狩”之意的咸丰，却早在9月22日逃到热河去了，10月6日，联军占领圆明园，第二天，就涌进三山五园进行劫掠。
对三山五园的洗劫，是在毫无人性与理性可言的疯狂状态中进行的。一个联军翻译官形容说：“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大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诅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这群丑态百出的强盗，“不断进进出出，进去时空着两手，出来时满载着抢到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士兵抱着皇帝的玉玺，将军身着华美的妇女袍褂，不少人头顶着御用的木箱，脖子上挂着项圈，半身缠着织锦。这副形象，真如他们自己所说，是“只有吞食大麻酚的人才能胡思乱想得出来”。
这群强盗不仅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抢掠，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破坏。他们手持棍棒，“遇珍贵不可携者如铜器、瓷器、楠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他们将桌椅由窗户掷出，将钟击碎在石道上，拿珍贵的手抄本点烟斗，以枪击吊灯来取乐……他们甚至情不自禁地叫嚷：“毁坏东西，一定是人类的天性。”
当然，强盗的总头目得到了一份最好的贼赃。据德里松的《翻译官手记》记载，仅法皇拿破仑三世就得到：一件精美的龙袍、一座涂金和釉的铜宝塔、好几座金制神像、两座各重400斤的镀金怪物象，其它还有上千件的戒指、项圈、酒杯、瓷器等珍奇玩物。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也得到了上千件精品。
劫掠了圆明园后，这群强盗意犹未足。10月17日晨，英国将军格兰特派出骑兵队到园中纵火，“顷刻工夫……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掩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被视为举国神圣庄严之物，其中收藏着历代富有皇家风味和精华的物品，都付之一炬了。”次日，这群强盗又将万寿山大报恩寺、田字殿等建筑，以及玉泉山十八景，香山二十八景全部焚毁，畅春园和海淀镇也同时遭难。
《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上说，这次事变使“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有用者载入夷宫，不要者变为瓦砾。”现存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宋人摹晋代大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是举世皆知的中国国宝，就是这一次从圆明园被劫走的；清代宫廷画师沈源、唐岱合绘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则被法军掠走，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更何况三山五园一屋一室，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贵文物。当时人慨叹说：“法物已随群盗去，仙山真见万灵愁”，勾画出了名园被焚遭劫的凄惨景象。
八国联军庚子“扰城”
1900年（农历庚子年），由俄、英、美、日、德、法、意、奥拼凑成的八国联军大举侵入中国，我国文物遭到这群武装匪徒的又一次洗劫。
联军焚掠的重点，是汇集了我国文物精华，曾作为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的北京。据联军统帅、德国元帅瓦德西供认，联军入都后，即纵兵大掠，谓之“扰城”。城内外公私储积的文物，被这群扰城的匪徒劫掠殆尽。
被列为禁苑的北海、中海、南海，清代统称“三海子”，是我国文物的重要收藏点。《平等阁笔记》记载：“前明所遗之重器宝物，本全储大内，高宗常幸三海，乃择所喜之物，移列三海各处，凡本朝收聚之物，大部在是。其中美术、书画、碑册、金石不可以数计。”联军入城后，各国分据三海，大肆劫掠，“三海物荡然无存。”北海九龙壁后经厂殿内，原藏有两件稀世奇珍，一为堆满了43间库房的满、汉、蒙、回四种文字的《大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经版；一为一尊纯金铸就、镶珠嵌玉的释迦牟尼佛。联军据此后，经版全被劈碎烧掉，金佛像也不翼而飞。北海西北隅的万佛楼内供养的1万尊纯金无量寿佛和三尊铜铸三世佛，也一概不知去向。法国兵每夜潜入瀛台盗宝，“乃至大件之瓷器雕刻，亦不翼而飞。”中海仪鸾殿，是慈禧太后的寝宫，不仅其中所陈重器被盗运一空，殿也被烧毁。团城承光殿内供奉的大玉佛，高1．6米，系用一块整玉雕琢而成，左臂也被砍了一刀，至今伤痕尚存。
清漪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后，慈禧又挪用海军军费银8，000万两（一说3，000万两），历时15年予以修复，并取“颐养冲和”之意，改称颐和园。园中所藏，“碧犀、宝石、翡翠、珠宝等件居多。近数十年，各督抚臣工搜刮民间宝物，悉入此中矣！”据说当联军逼近时，慈禧曾乔装成农妇潜入园中，命令将这些珍宝移往热河，但终因敌情甚紧而未能实现。她只是喝了几口仁寿殿边延年井的水就仓皇出逃了。北京失陷后，俄、英、意兵先后进园滋扰，搜掠陈设，至使“各处皆一空如洗，佛香阁下排云殿中，什锦橱数十座高接栋宇，均存空格”；“精良品物，搬运十之八”。甚至壁间所糊字画，窗间雕刻花板，也披盗撬。《庚子国变记》上说：“俄英兵居颐和园，及出而林木皆薪矣！”焚掠之惨，可见一斑。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除北海、颐和园外，其它御苑禁地也少有幸免。如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大戟门内陈列的24支1.1丈长的银镦红杆金龙戟，全被美军盗走；瓦德西则将钦天监里17世纪设置的天文仪器掠送柏林。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象正阳门门扇这样的庞然大物，也被英军盗运归国。更有甚者，美军竟然在天坛圜丘台上架重炮轰击前门诸城和紫禁城，德军也“炮击太庙鸱尾，凿禁垣为门。”连天安门城楼也曾中弹，炮弹嵌在梁架内，直到解放后修缮时才发现。其它如五塔寺、八大处灵光寺、香山等地也被焚掠一空。
在这次事变中，损失最大的是皇宫内所储文物。《庚子记事》说：“大内一切宝器及历朝法物掠取尽净。”据《骨董琐记》记载，翰林院失去经史载籍46,000余册。其中如《历圣翰墨真迹》、《玉牒》、宋版《后汉书》等数十种千余册图籍，都是罕见的善本。明代修辑的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乱前尚存600余册，此役有307册或被焚毁，或被劫走。又据清内务府奏失去宝物2，000余件，内有碧玉弹24颗、金时辰钟2具、李廷珪墨1合、琬珽大屏４扇、玉马１匹、真晶墨珠１串，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此外，不少有关太平天国的珍贵历史证物，如《发逆歼灭实录》、太平天国《玺印》图册、林凤翔、洪宣娇牙齿１盒，一并下落不明。
北京之外，联军所过之处，文物珍宝也多被掠走。据《奉天古迹考》、《庚子手札》等书记载，沈阳清帝祖陵的珍贵祭器，被俄军掳掠尽净；河北遵化、易县东、西两陵的金银器皿、字画等御用珍品，也被各国匪兵分抢一空。
庚子之役，不仅是公藏文物的一大厄运，当时京畿官僚士绅私家所藏，也同遭劫难。《庚子记事长札》说：“城内外典当二百余家，只存三家未动……王府惟庆、睿、恭三邸未动。”其它如端王府、庄王府，大官僚徐桐、荣禄家宝物，尽皆散失。户部尚书杨立山“善鉴别古磁古字画”，收藏甚富，“其家古玩值三百万。”但“迨联军入城，家资尽丧”。仅法国主教樊国梁一次就从其家抢走价值银百万两的金珠宝物。
1900年八国联军对我国文物的焚掠，较之前此40年英法联军之劫，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确实暴露了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资产阶级更为贪婪和凶残的本性。《庚辛记事》说，经过这次洗劫，中国“盖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丝绸古道上的窃宝者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自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商业通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自汉至元，在商队的驼铃声中，印度佛教及其艺术和西方文化也通过这条道路传入中国，并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域艺术，在丝绸之路沿途修建的大量寺院、庙宇、洞窟里，留下了反映这种文化的不朽杰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丝绸之路连同它兴盛一时的城市及辉煌的文化，都被黄沙淹没了。留下来的只有无边无垠的沙海、梦魇般的黑色飓风、神奇迷离的传说和觅宝者孤寂的足迹。
自19世纪末叶，一些被称为探险家的西方人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在我国西北盗掘沉睡于沙底的绿洲遗址。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七个国家的探险、考古家们在这流沙古道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文物争夺战，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赫定、斯坦因、范莱考克、伯希和以及华尔纳等人。
从1895年起，瑞典的斯文·赫定在中国的中亚地带进行了三次盗掘。在位于塔克拉玛干的中国古代卫戍边城遗址上，他盗走了大量汉代的珍贵文书，这些文物现存于斯德哥尔摩巨大的中亚文物收藏所。
替英国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克·斯坦因是一个极为贪婪的所谓“汉学家”，他对我国西域文物进行了三次扫荡，历时16年，盗骗走了足以装满一个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和文书。从1900年底，斯坦因在丹丹乌力克、尼雅等地肆意发掘。仅在丹丹乌力克就有14所古代建筑物被盗掘。次年５月，他踌躇满志地带着装有各种文字的文书、画像、壁画、钱币等珍贵文物的12只箱子前往伦敦。1907年，他第二次来到西域，在楼兰盗走大量公元3世纪的文件和用古印度文书写的木简，并剥光了若羌附近米兰极为优美的壁画。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到流沙古道，在柏孜克里克和吐鲁番，他掠走了装满100只大箱子的壁画，至今，在那里的千佛洞里，空荡荡的墙壁仍然在无声地控诉着他的劣迹。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大坟场，他甚至剥下裹尸用的大量早期丝织品。
从1902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人在我国西北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挖掘，均由柏林文化人类学博物馆主持。第一次在吐鲁番地区不到五个月的发掘中，就运走了46箱佛教壁画、文书和雕塑，这在德国引起了轰动。于是德皇和军火大王克虏伯以个人名义提供捐助作为第二次劫掠的经费。这次范莱考克在哈拉和卓盗走了从未发现过的摩尼教创始人梅尼兹的肖像壁画以及许多珍奇的手写文书、壁画、纺织品、钱币等。在柏孜克里克，范莱考克竟用狐尾锯把已存在千年之久的28幅大型壁画全部锯下。他还公然吹嘘“把一个佛堂的全部壁画运到柏林的还为数不多”。德国人第三次劫掠的文物数量最为惊人，他们把被认为是中亚艺术顶峰的克孜尔壁画全部切割下来运往柏林，数达128箱。据统计，从1913年到1914年，范莱考克等5人在吐鲁番、库车一带共运走古物400箱，只是由于世界大战爆发才中途作罢。他们野蛮的发掘方法，甚至连斯坦因也很不以为然。
日本京都大谷光瑞伯爵寺院派遣的盗宝者曾三进古道进行攫夺。由于史料缺乏，他们究竟窃走了多少文物，已难以详考了。此外，由于经常有帝国军官混迹其间，因而英国人和俄国人都认为他们是以考古为掩护的特务。
1900年，丝绸道路上的敦煌千佛洞在整修洞窟时，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复窟，里面堆满了古写本和古画。这个自公元366年开窟，共有洞窟469座的千佛洞，每座都充满了自北魏至元代一千多年间画家和雕塑家们留下的艺术杰作。这座文物艺术宝库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注意。1907年，斯坦因风闻此事后，马上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千沸洞来。他千方百计诱骗千佛洞住持王道士，拣选了24箱古写本，5箱古画和丝绣品，计1万余件，全部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而他为这些希世奇珍只付给王道人500两银子和交了130镑税金。1914年，斯坦因又从这里骗走5大箱手稿，计有600多卷佛经。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从吐木休克和库车已经攫掠了许多珍贵文物，其中有用库车早期文字所写的佛教经典。在敦煌密室里，伯希和翻阅了三个星期，凡斯坦因遗漏未取的精品，全被捆载而去，付出的代价仍然是区区500两白银。同时，他还逐洞摄影，编印出6大本《敦煌千佛洞壁画集》。几年后，千佛洞被白俄士兵严重破坏，竟使这批照片成了反映千佛洞壁画原貌的稀有资料！
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从这里骗走了约600份经卷，俄国的鄂登堡不仅盗走许多彩色塑像，还盗走了200多份手稿。
美国人来到敦煌时，这里易于携带的文物已经不多了，因此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大型壁画和雕塑。1924年，兰登·华尔纳用树胶粘走36方唐代壁画，还盗走一尊精美的盛唐彩塑菩萨像，又在泾州下王母庙石窟盗走7个菩萨头像，一段唐代菩萨残躯，在居延海黑城子盗走一尊彩塑佛像，几方壁画。由于增加了这些文物，哈佛小小的福格博物馆顿时身价百倍。次年，野心更大的华尔纳又带着大批胶布，企图粘走完成于公元538至539年一个洞窟的全部壁画，由于当地愤怒的人民群起攻之，才未能得逞。
丝绸之路上的珍贵文物今天散布在12个国家的30多个机构里，以伦敦、柏林和德里为最多。柏林文化人类学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的轰炸，据说范莱考克等盗走的620余幅壁画损失了一半以上，柏孜克里克的20余幅壁画全部化为灰烬，近300座塑像毁坏了一半；为日本人掠走的大批文物几经易手，很多今天已下落不明。
中国猿人化石失踪之谜
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俗称“北京人”，是40～50万年前生存在中国的原始人类，代表人类发展史的第一个阶段“猿人阶段”，“北京人”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21及1923年，奥国人师丹斯基在周口店两度挖掘，得到两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注意。于是，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美国罗氏基金会订立合同，从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此后直至1937年，发掘出大量中国猿人化石，估计个体在40个左右，同时出土的还有100多种动物化石，以及大量石器，用火的遗迹。另外还发现了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1929年12月2日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家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这一划时代的发现震动了世界学术界。
“北京人”发现以前，世界上虽然已经发现了几种猿人化石，但由于材料极为贫乏，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失掉的连锁”。丰富的周口店猿人化石及石器、用火遗迹的发现揭开了人类化石研究史上新的一章。这些猿人化石不仅是我国的国宝，也是全人类宝贵的财富。
发掘出的全部北京猿人化石，存放在原北京协和医学院（今北京首都医院）B楼魏敦瑞研究室的两个大保险柜里。根据地质调查所与罗氏基金会的合同，采得的一切标本均不得运往国外。但到1941年初，日美关系日趋紧张，魏敦瑞提出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类化石运到美国去，待战后再归还中国。11月这些化石被分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然后由协和医学院总务长美国人博文送到美国公使馆，再由美国驻北京的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秘密转移化石的任务交给海军陆战队医官威廉·弗利。后据弗利透露，当时决定12月9日由他带木箱离开北京，到秦皇岛美军兵营，搭接运美军的“哈里森”号船赴美。但12月8号日美战争爆发，这艘船在由马尼拉开往秦皇岛途中为日舰追逐触礁，沉没于长江口外。弗利也被侵华日军逮捕入狱，两箱化石至此下落不明。按时间推算，化石不会运出国外，不在北京美国使馆，就在天津或秦皇岛美军仓库里，这些地方后来均为日军所占据。
12月8日以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助教高井冬二曾到北京调查猿人化石详情。12月8日清晨，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与此同时也占领了协和医学院，派兵直趋B楼存放中国猿人化石的保险柜。当他们发现柜内东西不是真正的化石而仅是石膏模型后，便各处搜查，追逼甚紧，并通过文部省呈报天皇。天皇命令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负责继续追查。1943年5、6月间，曾传说中国猿人化石在天津找到，后又有消息说找到的不是猿人化石。但此后直至日本投降，日本人再也没有言及此事，在北京负责查找的长谷部也悄悄返国。这叫人猜测，他们是否已经达到了目的。
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4日曾载有这样一条消息：“‘中央’社东京11月19日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主持‘北京人’运日事宜之日本科学家，曾详细研究，且曾在出土之周口店继续发掘，惟无所得……”同时，美联社、路透社都有类似报导。但国民党政府从驻日“盟总”接收来的，却并非是真正的化石，而是石膏模型。当时日本政府和盟总虽表示要详细调查，但没有任何下文，使人不能不感到蹊跷。中国解放后，据传化石保藏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但美国矢口否认。这桩震撼世界的化石失踪案，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除了猿人化石外，当时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其它脊椎动物化石损失也十分严重。这批古生物化石67箱、连同研究室出版的书籍约30余箱、清华大学袁复礼先生寄存的新疆爬行类化石10余箱，均存放于协和医学院库房内。日本占领协和医院后，所存标本、书籍、仪器均被焚毁。在协和工作过的韩德山先生曾目睹书籍在火中燃烧、骨骼化石被打得粉碎、散布满地的情景。地质调查所周口店办公室和北京研究室精密齐备的仪器亦为日军抢掠一空。日本投降后归还的物资仅占掠走的极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仍在日本，有的又转入美国手中。
流散海外的青铜器、甲骨文
1840年鸦片战争后，正值西方各国兴建博物馆的高潮时期，而从中国掠去的青铜器，就成了这些博物馆的时兴珍贵藏品。参与这场劫夺的，几乎包括了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日本在这场争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山中商会是日本专营文物走私的商业机构，经它之手劫购的中国青铜器，可以说难以数计，其中一大部分并被转贩欧、美。中国国内的一些古董商，为牟取暴利，在北京等地开设所谓“东洋庄”，专向日本出售文物，更为青铜器流日大开方便之门。日本文物商人对中国青铜器大都具有较高的鉴赏能力，因此，流入日本的青铜器，不仅数量极大，而且颇多精品。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饕餮纹瓿（盛酒器），形制堂皇，纹饰繁缛，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堪称同类器中的精品，松永纪念馆所藏水牛尊，形象栩栩如生，写实程度之高，在殷器中亦属罕见；东京根津美术馆所藏双羊尊，威仪堂堂，大阪藤田美术馆所藏羊尊，端庄厚重，均为西周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1932年日本帝国工艺会辑有《支那工艺图鉴》，所著录的在日青铜器精品，就有近百件。
20世纪以来，美国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世界古董贸易中心，也从英、法移至美国，使它一跃成为搜购中国青铜器最多的国家。据1962年出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一书统计，现藏美国的祭器和礼器多达845件，这还不是完全的数字，如再把日用器具、车马器、兵器等计算在内，我国青铜器现在美国的总数不下1万件，其中不少是国宝一级的精品。现藏芝加哥美术馆的西周器善夫克盨（带四足的食器），1890年出土于陕西歧县，是西周重要的礼器，原为青铜器收藏家丁麐年旧藏，后归日本某氏，又由山中商会贩至美；两江总督、清季最著名的青铜器收藏家端方旧藏的颂殷，有铭文14行150字，记载西周策命制度颇详，是西周重器之一，也由山中商会盗购至美，现藏纳尔逊艺术馆。端方旧藏的成套柉禁（一组酒器和一个铜案子）、盛昱旧藏的齐侯敦，更是尽人皆知的国宝，它们都是被曾任张作霖、袁世凯及国民党政府顾问的美国人福开森盗走的，现均在纽约市博物馆。它如散落在美国收藏机构中的牛鼎、小臣艅尊、中义父鼎、公诘鬲、土上盉这些有名的铜器，也都是在这一时期被美国文物商人掠走的。
我国的甲骨文最早是在1899年由金石学家王懿容发现的，他也是我国大力购存甲骨的第一人。他死后，所遗甲骨全归刘鹗，加上刘鹗自购所得，总5，000余片。1903年刘鹗拓印出版了第一本甲骨文专集《铁云藏龟》。1910年，刘鹗死于新疆，其所藏甲骨，大部分被英人哈同购走，小部分散落四方，中国最早由私人保存的甲骨就这样散佚了。
发现甲骨文的消息传开后，在华的一些外国人即纷纷争购。1903年，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开始合力搜购甲骨，先后共得五、六千片，并出版了《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08年，英人金璋购得甲骨800片，发表《金璋所藏甲骨卜辞》。其它如德国人卫礼贤、威尔茨，美国人福开森等，都有购存。总上述诸人所得，将近万片，其中大部分都被转贩欧、美，现多藏于欧、美一些大博物馆里。
河南安阳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是购藏我国甲骨最多的外国人。安阳小屯村殷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出土地。明义士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共购获甲骨1万多片，并出版了一部《殷墟卜辞》。
日本对甲骨文的掠购，同样不遗余力。1932年，郭沫若先生在日寻访。据他的《卜辞通纂·自序》说，他在日本共见到甲骨3，000多片。除此之外，尚有大宗未能寓目。抗日战争时期，安阳沦陷，日伪曾在此地大肆发掘，所得甲骨也多流入日本。
古文字学家胡厚宣先生曾统计，解放前50年全国出土带字甲骨约在16万片左右，其中流散国外的，则在2～3万片之间。
惨遭盗凿的石窟、陵墓
西汉末年，汉武帝开辟西域，增进了中国和中亚、印度等地区的文化交流。源于印度的佛教石窟艺术，遂于公元4世纪进入中国。据统计，在封建社会里，我国开凿的石窟群落不下数百个，而且，每座石窟都是一座代表了当时艺术风格的，“有龛皆是佛，无处不飞天”的造型艺术博物馆。但是，这些深藏在深山石室中的艺术杰作也遭到列强肆无忌惮的盗凿，不少脍炙人口的精品被掠送外洋。
南北朝、隋、唐是我国石窟艺术的鼎盛时期，而由北魏王朝在公元497年始凿的，位于洛阳南郊的龙门石窟，艺术成就又属最高。该窟共有浮雕线条、造像等作品万余件，其中最为世人瞩目的，则为宾阳洞中的2方石雕：《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该图所以珍贵，不仅由于它的制作者成功地运用了中国式的浅浮雕线条造型，把早期石窟造像粗犷、刚挺的域外风格溶于洒脱清新、纤丽柔和的六朝艺术格调里，成为纯粹汉化的石窟作品；而且由于它的构图紧凑和谐，匠意极高，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超越了所有以“礼佛”为主题的作品，代表了石窟艺术的最高成就。
1934年，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主任普爱伦，勾结北京琉璃厂古董商岳彬，在北京签订了盗窃“礼佛图”的合同。合同规定，由普爱伦出价银洋1．4万元，向岳购买“石头平纹人围屏像19件（即礼佛图）。”于是，岳彬串通当地保长王梦林、洛阳古董商马龙图及土匪王魁等人，将“礼佛图”全部凿碎，交普爱伦运美，粘合后的礼佛图，分陈于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馆，而宾阳洞从此留下了二段凿痕累累的空壁。
我国著名的石窟，几乎都遭遇过和龙门石窟相同的命运。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高412厘来的菩萨头像，为早期石窟造像的代表作，是从早于龙门37年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盗走的。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散花楼中的壁画，在1920年遭到天水天主堂意大利教士的剥离。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被山中商会掘凿后，１８个洞窟仅存一躯残像。河北响堂山石窟,则被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伙同日伪分子盗凿得面目皆非。类似的例子，至少还可以举出几十个。
我国古代陵墓的饰物和陪葬品，是列强掠夺的又一重点，美国福瑞尔美术馆，藏有一具高60厘米、长243厘米的北齐石灰石棺台，覆盖棺台表面的薄浮雕装饰极为精美，这类作品比较罕见，十分珍贵。南京附近的梁、宋陵墓，墓道两侧多立有怪兽造像，为六朝雕塑艺术的堂堂巨制。其中一具重达2吨的石辟邪（臆想中头生角、肋有两翼的神兽），竟然被费城博物馆在1930年前后盗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学者”普查了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我国文物分布的情况，偷掘了不少古墓。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境内的辽道宗庆陵，辽阳市北郊的汉末魏晋时期的多室石墓群，都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盗发，墓室也被破坏。
在被盗走的陵墓饰物中，最精彩的是“昭陵六骏”浮雕石刻中的两方。“昭陵六骏”是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为唐太宗最喜爱的6匹战马刻的雕像，原置于陕西礼泉东北太宗昭陵陵园内。被盗走的两方石雕骏马，一名“拳毛騧”，一名“飒露紫”，前者虽身中数箭，但犹顿首扬蹄，露嘶鸣之状，表现了它烦躁不安、急欲重返战场的神态；后者也身负箭伤，马前有太宗侍臣丘行恭为它拔取胸前箭矢的立像。这2方举世闻名的石雕奇珍，都在1914年被美国人指使古董商，并在袁克文及陕西军阀陆建章的庇护下凿碎运走，现存费城大学博物馆。至1917年，又将其余4 方石刻（即”什伐赤”、“青雅”、“特勒骠”、“白蹄乌”）凿碎装船。只是由于西安人民得到消息，纷纷起来抗争，才迫使陕西官府将这四方石刻追回。经补缀粘合的4骏现藏陕西省博物馆，但都是伤痕累累，难复其昔日雄姿了。
海外中国名画
在欧、美、日本，不少博物馆、美术馆以藏有中国古代名画遐迩闻名。但每一个炎黄子孙，在观赏这些艺术珍品时却不能不为自己祖先创造的艺苑奇葩流落异邦而黯然神伤。
流落英国的中国名画，其数量和质量都令人震惊。在谈到这些作品的来源时，英人布劳恩曾这样说：“自从不列颠博物馆创立以来，在西方与东方的接触上日益增进，许多军人、学者、官吏——特别是在18、19世纪——都在加深远方诸国的文化之鉴赏，并将他们的鉴赏传递给同辈的西方人。”众所周知，18、19世纪，正是大英帝国殖民掠夺的黄金时代。中国名画大量流入英国，正是这班“鉴赏家”们的不光采的业绩。
不列颠博物馆和维多利亚皇家博物馆，都藏有数以万计的中国文物，这些文物或得自圆明园，或掠自清宫，或由斯坦因一类“学者”加文物贩子捐赠，其中绘画部份颇多精品。现藏不列颠博物馆的晋代大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摹本，为该馆作品中最杰出的一幅。顾恺之是我国绘画史上的一代宗师，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但可惜他并无真迹传世，故摹本就显得极为重要。该图系据西晋张华所撰讽谏贾后的《女史箴》一文绘成，现存9段，全长11．5尺。在这幅长卷中，顾恺之的“游丝画法”和“ 传神写照”画论都得到最充足的体现。因此，西方美术家称誉它是“一切都达到圆熟境地”的“完美无缺的佳作”。除此之外，现存不列颠博物馆的，被誉为“百代画圣”、“神品上一人”的唐代大画家吴道子所绘《观音菩萨像》（清拓唐代石刻）、《释迦三尊图》（宋摹壁画），出自敦煌千佛洞的《树下讲经图》（绢本着色）；以及维多利亚皇家博物馆藏任元发的绢本《饲马图》，都是绘画史上极可珍贵的佳作。
流入日本的中国历代绘画，据估计数量在万件以上，其中那些享誉画坛的精品，都被列为日本的“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珍藏在博物馆、寺院等机构中，也有不少归于皇室。比较重要的如南宋院体派领袖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及夏珪的《江头泊舟图》都是山水画中的名作。据邓之诚的《骨董琐记》记载：“彰德天宁寺藏吴道子画神佛像三十轴，轴高二丈许，有某挟父势委万金强索佳者十二轴以去，复转以四轴售日本人。”吴道子的画至宋代已无真迹，此处当为摹本，但其价值仍然是难以笔述的。
由日本侵华促成的清宫名画散佚，是中国近代画史的一大厄运。1926年，清逊帝溥仪逃离北京，曾卷走一大批故宫旧藏名画法书。伪满覆灭后，这些书画佚散殆尽。日本某人曾以2万日元购得宋梁楷人物画卷。唐尉迟乙僧的《天王象》堪称稀世奇珍，自此下落不明。据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张伯驹考定，佚失作品计1198件，后虽陆续收回800余件，但仍有300余件或损毁，或流落海外。
美国对中国名画的劫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叶。现任波士顿美术馆亚洲美术部主任姜·冯登在谈到这一时期的状况时说：“此一时期之所以能率先下手乃因新英格兰与远东的密切贸易关系使然。”也就是说，这时流入美国的中国绘画大部分是由来华“贸易”的商人非法偷贩走的。不过，这些商人对中国画的鉴赏力极低，故携走的作品数量虽多，但多为平庸之作。自20世纪初叶到1949年，是美国劫购中国名画的第二阶段。这时来华搜购绘画的大多是极有鉴赏力的“艺术家”，搜罗范围也从沿海扩展到内地，搜购对象则上自皇室旧藏，下至私家珍储，无所不包，中国绘画珍品大多在这时流入美国。
波士顿美术馆搜购中国画的历史，很可以说明上述发展。该馆建于1869年，是美国最早开始搜集中国绘画、现今拥有最多精良之作的收藏机构。它自称“把东方美术的最佳收藏齐集一堂”。这些“最佳”作品，大部分是在1894年由日人岗仓觉三出任该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后，才开始流入美国的。更大规模的搜购，则是1937年富田幸次郎出任该部主任之后的事了。至于它建馆之初搜集的作品，虽然数量甚多，却绝少精品。该馆现藏作品中最杰出的一件，当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十三帝王图卷》，图绘汉昭帝至隋煬帝13个帝王的“御容”，用笔纤细，颇有六朝风格。也有人说此卷是宋人摹本，但无论如何，它属于国宝一级的珍品却毫无疑义。此图在国内最后归梁鸿志，经其手卖到国外。该馆所藏另一件堪称国宝的是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卷》，此图原为宋徽宗御览之宝，后归金朝，钤有金章宗“群玉中秘”、“明昌御题”等七玺，可见它在宋、金宫廷藏画中的地位。它是在1912年流入波士顿美术馆的。其它如宋陈容《九龙图卷》，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原为清宫旧藏，也被该馆搜罗西去。
福瑞尔美术馆、纳尔逊美术馆、克利夫兰美术馆等收藏机构，都是中国名画的荟萃之地。在这些地方所藏的数百件珍品中，最出色的是福瑞尔美术馆所藏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这幅作品被清人李葆恂誉为“海内第一名迹”，原为端方旧藏，经福开森之手贩到美国。它是硕果仅存的几幅顾恺之作品摹本之一。至于纳尔逊美术馆和克利夫兰美术馆中国画藏品的丰富精美，仅从下列事实即可窥见。1980年底至1981年初，两馆联合举办中国名画“八代遗珍”展览，展出作品282件，创作年代自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中叶。计有汉画3件、北魏画1件、唐画3件、五代画2件、宋画61件、元画49件、明画91件、清画72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盛况空前的中国绘画展览。
以上所叙，仅为近百年来流入英、日、美等国数以千计作品中的出类拔萃之作。据日本出版的《中国绘画总合图录》著录，中国绘画在国外的分布情况是：美国、加拿大1，900件，东南亚、欧洲1，260件，日本3，900件。这些大都是曾由国内历代藏家著录、流传有绪的精良之作。如果把流散国外的我国古代绘画珍品及其作者排列起来，几乎展现了一部完整详尽的中国绘画史！
宋元精刊一大劫——皕宋楼东迁
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军曾闯入中国最享盛誉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强索阁藏地方志而去。这是列强掠夺我国图籍的最早记载，自此之后，我国图籍大量外流，其中数额最多的一次是皕宋楼藏书悉入日本。
皕宋楼是清末浙江归安（今吴兴）陆心源藏书楼名。自从板刻兴起，私家藏书昌盛，代有闻人。清代私家藏书之盛，远远超越前代，而江浙又是我国藏书家芸集的地方。清朝末年，兵燹丧乱，国家多故，图书聚散无常。陆心源乘机缀集，皕宋楼藏书遂称雄于江南，与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聊城杨以增海源阁，钱塘丁丙八千卷楼同被称为清末四大藏书家。
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光绪时官至福建盐运使。他博学缀闻，欲尽读天下书，搜求典籍，不遗余力，他嗜好宋刻本成瘾，偶遇珍本秘籍，倾囊必购。同治初年，陆心源得到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并其他诸家散佚典籍，藏书益加丰厚。据李宗莲所撰《皕宋楼藏书志·序》及俞樾《心源墓志铭》记，十余年来，陆心源藏书15万卷，而坊刻本（指商业性的书坊刻本）尚不包括在内。其中宋刊200余种，元刊400余种。陆心源将所得图书，区别版本优劣，分三处存储，其中宋、元刊本及名家手钞、手校本储皕宋楼，光绪八年（1882年），他将皕宋楼旧刻精钞考查原委，辑成《皕宋楼藏书志》120卷。
我国雕板印刷始于唐代，但唐及五代刻本流传下来已属寥寥。宋代板刻事业颇为发达，宋本不仅刀法精细，字体遒劲，而且校订精审，学术价值亦高，故世称宋刻经籍最善，但到清代已不可多得。元刻承宋、金遗风，也有不少精刻本传世。明刻校订粗疏，错讹遗漏之处甚多，及至删改原文，伪造古书，所以有“明人刻书而书亡”之说。正因为如此，宋、元刻本，特别是宋刻本，一向为藏家所秘珍。
皕宋，意指宋刻200种，极言其搜藏之宏富。明、清两代私藏家中，应以建于明嘉靖年间的范钦天一阁为最。但据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考，在藏书数量、版本珍贵、书籍内容等方面，天一阁均不如皕宋楼。为人作序，难免无溢美之辞。后据日本学者岛田彦桢考证，皕宋楼宋本不过100部，元本150部．纵使如此，亦为私家藏书之大观。
皕宋楼藏书巨量，其中孤本、珍本、善本等，不一而足。如《太平御览》北宋本，此书是宋朝敕修的四大巨著之一，共1千卷。此北宋本到明时已不完全，流传到陆心源手中时仅存351卷。据陆心源说：“是本刻印当在仁宗时，为此书刻本之祖。”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本即主要依据此本，其它如宋本《续仪礼经传通解》，汴刻《说文解字》等都是极为罕见的珍贵版本。皕宋楼在保存古代典籍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这些珍贵书籍在陆心源殁后13年，全部为日本人捆载而去。
日本学者岛田彦桢对于我国古代典籍甚为精通。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年），他来我国江南，多次登皕宋楼观书。他十分羡慕皕宋楼藏书之丰富，慨叹日本藏书家“未有能及之者”，遂决心将书购至日本。他串通日本藏书家岩崎弥之助等，极力怂恿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将书转售日本，几经还价，终以11．8万元成交。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藏书尽数舶载而东，归于岩崎氏静嘉堂文库，现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
史地学家杨守敬曾赴日访求流落日本的我国古书，“一时为之都市一空”，被日本学者引为“一代之憾事”。至皕宋东运，日本学者大喜过望，奔走相告，岛田在《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就满意地说道：“予知今之所获，倍蓰于昔日所失也，然则此举，虽曰于国有光可矣。”日本过去藏书，珍惜隋、唐钞本，不太看重宋、元本；而四部之中，只注意经、子二部，尤其是集部宋元刊本更为缺乏，至此所藏中国古代刻本始称完备。
皕宋东迁之后，我国学者痛心疾首，纷纷提出要“保存国粹”。但不过25年，海源阁藏书中又有宋刻23种近200册流入日本。这些珍贵典籍，流失异邦，终不可返，造成我国图书典籍无可估量的损失。
正义的呼声
列强对我国文物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劫夺，证明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商业资本在其优越支配时期，到处都代表一种劫夺制度。”但是，人们也看到，生活在这种劫夺制度下的人民，对这类丑行所抱的深恶痛绝的态度。法国大作家雨果在圆明园之劫后立即表示，人民与强盗的罪行无关。他预言：“我相信解放了的法国，涤荡了污泥浊水的法国，一定会把这笔不义之财还给被劫夺过的中国。”这是代表了人类良知的正义呼声。
但是，在黑暗的殖民时代，这一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今天，世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绝大多数被劫夺过的国家和人民也站起来了，“还我珍宝”，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共同的呼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3年11月25日以120票对0票通过决议：要求将被劫夺的文物还给原属国家，正是这一潮流的集中体现。我们相信，雨果在100多年前表达过的那个崇高而伟大的愿望，迟早总会实现。